过了这么久，江本依然清楚地记得与松田的第一次见面。那时他已经被降级处罚，被指派到新宿警署支援一桩爆炸案。一家只对日本人开放的、名叫“卡萨布兰卡”的俱乐部在不久前发生了爆炸，一共死了两个人，一个叫做“小茉莉花”的爱沙尼亚女孩，一个波兰女孩。她们都是持旅游签证在日本工作，租住在一栋外国人公寓里。

这个案件的紧要性立刻被降了级，只有一名姓今村的新宿警察能给江本一点微小的支持。甚至连“卡萨布兰卡”的老板也开始不耐烦，迫不及待地恢复了营业。

在案发的一个月后，江本在新宿警署大楼外的自动贩卖机处买饮料时，松田阵平用一种自然而利落的态度过来询问案子的进度。他向江本出示了自己的证件，“那个案子里的爆/炸物是由我来做处理的。”

江本很诧异居然还有人关注这起案子，毕竟死者是两名非法从事风俗业的外籍女性，如果不是她们当场死亡，整件事情甚至可能不会立案，如果她们还活着并提起诉讼，当局就会立即以违反签证规定为由将她们强行驱逐出境。

许多人都不会意识到，在这片逍遥自在的土地上，法律是按照国籍、职业、价值、肤色和性别来区别对待的。甚至是发生凶杀案的时候，无论性质如何都会引起全民关注，但如果受害者是中国人、暴力社团成员、妓/女、无家可归者或非白种外国人的话，新闻价值就会减半。

而这已经形成了警察内部的惯例，人们甚至习惯了歌舞伎町每时每刻都有人遇害或者受伤，甚至是记者也都知道，管区警方自己解决的问题能上地方版就已经够走运了。

但江本并不是这样的，就像他在被主任瞪视，冲他叫嚷“你打算一辈子都干小刑事吗”之后，大声回答的那样——“我不希望向任何人耀武扬威，就算是面对小流氓混混，我都会采取尊重的态度。我这种个性改变不了，只要认为不对，即使是警视总监，我照样不怕得罪他，因为我只会走正确的路。我并不希望你能了解，但请别再管我的事！”——他就是这么固执、一意孤行地在警察的道路上行走着，即便所要面对的，只是两个在大众面前无足轻重的妓/女。

在那之后又过了两个月，案子终于告破，在这期间松田阵平为他提供的□□证据居功甚伟。离开新宿警署回到樱田门以后，江本又在案发处遇上过松田两次，他注意到这个青年人总是穿着黑色的西装，毫不介意他人的眼光。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分给了这个年轻人一支绿福，江本习惯用火柴点烟，那天风很大，他们圈起手掌点火，换着角度掩了一会儿，才成功点燃起来。

“成为刑警有什么不同吗？”松田阵平不怎么爱说话，他总是发着短信，手指在键盘上按个不停。

这天的案发现场在一片水边，鞋子踏过硬邦邦的土地嘎吱作响，人走过后被碾过的茅草就重新直立起来。时间还很早，雾气低悬在山野上。江本想了想，“没有什么不同，刑警也只是在永远追捕着猎物。”

锁定目标、追捕、使其认罪。如此周而复始的每一天，这就是刑警的生活。透过小说、电视剧或纪录片，任谁都不会认为“刑警”是什么轻松的工作，而被这样的认知固定住后，仿佛现实生活中的辛苦、烦恼与悲哀全部都可以掩盖在“刑警”这个面具下，只顾着狩猎的的乐趣，不断被染上刑警的颜色。但如果一味以此为乐是要付出代价的，当有一天要脱下刑警的面具，或许只会留下事实在心中的扭曲记忆。

江本敏感地意识到，松田阵平正在对一个新的领域跃跃欲试。他不像那种被狩猎迷惑的年轻人，他的一切色彩都是内敛而沉静的，唯有那双眼总是燃着火焰，仿佛是一株正在蓄力的劲草，随时可以为了一束光而泯灭。

那天在回去的路上，松田阵平突然对江本说，“我同意你说的那句话。”

他指的是江本冲上司喊的那句——“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在自己短暂的人生之中，面对遇见的每一件事，都能够完全明辨黑白，只是这样而已，请别再打扰我。”

在那之后的七个月，松田阵平在经历多次申请后被调入搜查一课，仅仅入职一周，就因阻止特大爆炸案而殉职。

时光不曾因为任何人而停驻，普遍的麻木不仁造就了太多幸福的人，只有很少的一些人，他们还会记得那些不幸，就像有个拿锤子的人经常敲敲他们的门，一遍又一遍提醒他们想起已经过去的事。

在被潮崎久世念出“松田阵平”的名字勾起了回忆之后，江本又继续迎来了新的岁月。45岁这一年，一月份他和妻子一起参拜了日本桥附近蛎壳町的水天宫，祈祷侄女能平安分娩；梅雨季节到来前的一个炎热夜晚，他和朋友在银座松坂屋的屋顶啤酒花园庆祝生日；八月，他被殴打后查出了癌症......这世上总是喜忧参半，不论怎么幸福，灾难迟早还是会降临，而后又会迎来短暂的风平浪静。

通子还在厨房里忙碌着，这栋差不多和江本年龄一样大的房子格局局促，住起来并不舒服，但所有人都习惯了住在这里，甚至是潮崎久世。他喜爱落地窗外狭窄的庭院，以及那棵植下十余年依然细瘦的梅树，虽说如此孱弱，但每年春天都会开出鲜艳得让人赞叹不已的梅花。

这会儿他正惬意地坐在榻榻米上，用一种亲近的血缘亲戚才会有的态度吃着蜜渍红豆，无论是瞥来的眼神还是动作，都显得亲昵而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