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爹两三天前拿着家里的钱出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输没了回来，当然，不回来最好。但她娘从昨晚到现在，也一直没回家。

今天早上，她去娘常摆豆腐摊的地方看了，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烧饼摊。她问摊位上的小贩，那个人咧开一口黄牙，笑得一脸鄙夷：“你说豆腐西施？指不定攀上哪位老爷给人家当小妾了，还卖什么豆腐？”

“我娘不会丢下我的！”

“你是她女儿？”于是那人上下打量几眼珍娘干瘪的身材：“你们母女倒是一点不像。得了得了，你找你娘到别处去，别耽误爷们儿做生意。”

隔壁摊卖杂货的摊主看她可怜，好心提醒了一句：“这几天城里乱，你早点回家去吧。你娘……你就当她去享福了。”

珍娘去了附近几个热闹的坊市，同样一无所获。她失魂落魄地回了家，却在路上远远看到一队骑着高头大马，穿着鲜亮布甲的官兵。这些人比县衙里的皂隶气派多了，他们在马背上昂首挺胸，像一群炫耀羽毛的公鸡。

只不过他们炫耀的是马背上一颗颗滴血的人头。

街上原本也没几个人，此时全作鸟兽散。珍娘原本躲进了小巷里，但她忽然想起什么，又忍着恐惧和恶心探出头，仔细审视马背上每一张死不瞑目的脸。等这一队人缓缓经过，她瘫坐在地，松了口气。

还好，没有看到我娘。

她并不知道，汉族女子的头是不值钱的。

大明建立之初，以战功论赏，分奇功（斩将、夺旗、陷阵、先登）、头功（当先、跳荡、摧锋、破敌）、次功（侦踪、守阵、擒敌、被伤）。但这样无法被量化的功劳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滥报、腐败，于是到正统年间就换成了斩首记功。

首级的市场价是持续波动的，比如倭寇的人头在明早期其实不值钱，到了嘉靖年间一度飙升到150两银子一颗，但大体上总是外族人头远远贵于内贼人头。

鞑靼的幼弱妇孺，四颗头可以抵一个壮年男子人头，而针对内贼来说，女人的头价值为零。

抄完了书，趁着天光还亮，连嬅打算摸去东门看看情况。走之前，她想起昨晚迟迟未归的明春，犹豫了一下，拍了拍吴家的大门。

或许昨天是生意不好所以耽搁久了？

没人应门。

珍娘也不在吗？她用力推了一把，门开了。

吴珍娘坐在地上，面如土色，看见她走过来忽然崩溃大哭：“阿姊，我找不到我娘了……”

“你娘还没回来？出什么事了？”

吴珍娘哭着摇头，嗓音呜咽：“我去豆腐摊找过她，她不在。还去了几个坊市找她，也没有。”

“你先别急。”连嬅握着她的手安慰她，“我去帮你找找看。”

“不……”珍娘想起那一堆挂在马上的人头，她拉紧连嬅的手，“阿姊，你别出门。”

“你出去看见什么了？有坏人？”连嬅问。

“是官兵，还有头……”珍娘颤抖着嘴唇，“很多、很多颗头。”

那根本不是山匪。

并不听劝的连嬅坐在了寅宾门附近一家茶馆里。

这些天逐渐回温，挂在杆上的的三颗头已经分辨不出具体的五官，但正中央那一个的右半边脸还带着一条明显的长疤。

她想起来了，那道疤还是她亲手划的。

因为这三个稻草人，才是她第一次苏醒时睁开眼见到的人。

他们是江陵县的人贩子。

远远地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紧接着是哭闹、求饶、甚至惨叫的声音。一队面黄肌瘦，形容枯槁，手无寸铁的“叛匪”被官兵押解到城门口，听见官老爷口中说什么“叛逆谋反”、“罪当处死”的话，一个个哀哭着有气无力地喊冤，然后被一鞭子抽上来。

这样的戏码短短几天已经上演了数次，前几天还有人来围观热闹，如今也没人有兴趣看了。

一位穿着深青色长袍的茶客恨声问：“难道咱们只能坐等府台老爷回县里，把这位仇将军请出去吗？”

坐他对面的同伴是个络腮胡满脸横肉的大汉，他冷笑一声：“说不定府台没到，咱们几个也被当成叛匪剿了。”

“刘兄慎言！”带瓜皮帽的那个劝道。

茶馆里包括连嬅在内，原本稀落落坐了八个人。看见官兵来了，走得只剩四个。

他们三个人坐一桌，连嬅自己坐一桌。

“真他娘的憋气！”姓刘的壮汉一拳砸在茶桌上，“不如老子一把火烧了卫所！”

“说得好听，烧了咱们住哪？”

原来这几个是荆州卫的军士。

连嬅主动搭话：“几位军爷，敢问仇将军是住在荆州卫所吗？”

姓刘的络腮胡大汉哼笑一声：“是又如何？”

连嬅站起身，拱手一揖：“劳烦为小人引荐。”

“你这小孩儿说话倒不客气。”瓜皮帽哈哈一笑，“还引荐，你以为自己是谁？”

连嬅不以为忤，她抬起头，直视着瓜皮帽的眼睛，笃定地说：“三日之内，必退仇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