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接到她的消息时，我正挤在机场里被迫滞留的泱泱客流里艰难前行。

200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北京第一次举办了奥运会。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波及全球。

汶川大地震，全国支援。

中国南方发生罕见大雪灾，春运期间数万人滞留机场，无家可归，无路可走。

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浦东机场塞满了滞留的乘客，机场上的大屏焦灼地滚动，红色如蛛网般爬满了每个人疲惫的瞳孔，从中映照出的除了机场落地窗漫天的大雪，再无其他任何东西。

闹哄哄的机场浮动着人气，浮躁的，焦虑的，归心似箭的。

然而我确实一片死寂，独自坐在远离人群的边缘，享受着难得的余暇。

有些人就喜欢在人群中找寻孤独感，像个强迫症患者，远离人群会感到阴冷的恐惧，太靠近人群又怕会被热气所灼伤，只能控制着精准的距离，忽近忽远地保留着适当的缓冲余地，以来弥补缺失的安全感。

邓娇的电话就是在这个时候打过来的。

很不合时宜，也很符合她的作风。

机场此时已被堵得水泄不通，周围的游客像被驱赶的六神无主的动物，只本能性地依附于群体，趋之若鹜地跟随着大流走。

老实说，在那种情况下，我根本听不清邓娇在说些什么。

机场的电视轮流播放着新闻，我坐在电视机前，左耳塞着拉尼娜现象，右耳捕捉着从手机里传来的微弱的电波信号。

邓娇的声音被信号扭曲成碎片，我只能从只言片语中去理解她。

“…学校的小树林你还记得吗？”邓娇问。

“还记得。”我漫不经心地边应着，边玩着背包上一个针织的小玩偶。

玩偶已经很旧了，边缘的毛线被磨出细小的绒毛。

“学校校区扩建，那片小树林被铲了，有人发现了…尸体，报警了。”不知是信号问题还是什么，邓娇那头像是剧烈地吸了一口气，声波扭曲成颤抖的波浪。

“……尸体身份辨认出来了吗？”

“还没。”

我顿了顿，没说话。

电话两头的人同时陷入沉默。

我的耳边塞满着各类噪音，聒噪地刮过我的耳膜，撕拉作响，我的耳鸣又犯了。

我有些不耐烦起来。

“施宜。”她突然叫了我一声。

我无意识摸索玩偶的动作顿了一下。

“怎么了？”

她鲜少叫我的名字。仿佛我的名字是某个禁忌的开关，是潘多拉魔盒，打开就会从中飞出什么可怕的东西。

“你还记得她吗？”

我当然知道她说的是谁。

我们高中时代共同的好友。

失踪的魏冉。

“当然。”我又开始有些焦躁地蹂躏手里的玩偶，“怎么了？”

“没什么。就问一下。”

大概是信号不好的缘故，她后半句话像是模糊的嘟哝，语气微弱，消散在电磁波不定的信号中。

邓娇自顾自地又开始接着说：“有一本带锁的日记…嗯…”

她突然变得有些吞吞吐吐起来：“上面标着你的…名字…嗯…应该给你的…”

信号不好，她的语句也逐渐变得断续不成章起来。

挂掉邓娇的电话时，机场的大屏幕时钟正好指向十二点。

电视机还在循环播放新闻，屏幕上受阻航班，遇难者，失踪人数不断增加攀升，叠加到令人神经麻木为止。

人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其实是没有知觉的。就像冰天雪地里坐在暖炉边看着外面的暴雪。

你知道雪在下，掩埋了一切，但你所能做的只是坐在你的暖炉边，然后伸出手烤火。

你无能为力，所以你无动于衷。

周围人群的喧闹声如潮水般涌来。

我有些烦躁地扯了扯头发，慢慢地低下头去，把自己的脸埋在手里。

在由十几万人呼吸交织出二氧化碳造成局部温室效应的机场，我感到彻骨的寒冷。

麻木地听着耳机里主播温暖人心的话语，我脑海里掠过一个想法。

今年的冬天有点太漫长了。

*

“我是一个凶手，我杀了一个人。”

这是日记的开头。

接下来好几页都是空白。

像是特意为这句开场白空出的留白。以来显示这句话有多么惊天动地，石破天惊的一句话。

若按照所谓科学说法，每个人的细胞平均七年就会更换一次，那么，到了七年之后，人就是崭新的自己了。

那这算不算我们杀死了从前的自己？

日记本是高中那会儿最流行的“密码锁”日记本。

高中的时候，班级非常流行同学录，女生们最喜欢挑选一些花花绿绿，价格昂贵的本子，致力于让每个人在上面写一些自认为幽默的留言，或者一些无病呻吟的伤感留言。

除了同学录，mp3之外，就是日记本。

这种带小锁的日记本，漂亮但贵，很快就成为了高中文青女生们的钟爱。

魏冉就有一本这样的日记本。

我翻了一页，就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