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就这样平静地流动着。

南州的木棉花谢了又开，街边的茶馆换了招牌又换了老板，永丰纱厂外那条旧轨道终于锈死，再也没有火车路过了。

沈时砚留在了南州，在南州的大学教书，讲几门电机原理，学生们一开始总害怕他不苟言笑，后来才知道这位沈老师温和得很，甚至有点呆呆的，连讲错了都会低声跟自己说“没关系，再想一想”。

他搬出了沈家，搬进了大学的狭小的宿舍，楼下的猫冬天会躲进锅炉房，他常给它带一块点心，说是“替她喂的”。

黎婉芝也从巴黎回来过，但不久又回去了。

她已经不像从前那个总是兴致勃勃讲文学戏剧的女孩子，穿得更淡、更静，举止比以前更沉稳，但一开口，还是那个婉芝——她捧着从巴黎带回来的点心盒，对蔚青说：“你看，这个包装是不是特别像简画的那张小画？”

那年八月，他们四人一同去了城郊。

那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头，树木杂乱，风一吹草就倒下来一大片。他们带了一块素白的石碑，是蔚青托人刻的，字也不多：

“罗简之墓。

码头之女，戏台之魂。

一个不该死的人。”

他们没有焚香，也没有放鞭炮。只有风穿过枝叶，发出细微的声响，仿佛那个女孩还在唱那首旧电影里的曲子，唱得不准，却唱得认真。

黎婉芝在墓前蹲了很久，眼圈红了也没哭出来，只轻声说了一句：“对不起。”

沈时砚放了一本写满笔记的小本子，是她教他识字时用过的那一本。他说：“这是她写的第一篇文章，我替她抄了一遍。”

罗炽南从衣兜里掏出一把碎铜币，说：“她小时候说要拿钱买戏服的，结果每次都被我抢走。”他低头，把那几枚钱一枚枚放在碑前：“还她。”

陈蔚青最后站在碑前，许久没说话。风吹过她的发，她才低声道：“你不在的时候，我们都做了些努力。虽然不多，但……我们还活着。”

风突然大了一些，像是谁在山那头笑了一下。

那一刻，他们终于像是正式，跟那个一直牵挂在他们心里的女孩，道了别。

再后来，就是卢沟桥的枪声。

1937年夏，南州街头的报纸开始一张比一张沉重。

陈蔚青坐在桌前，望着最新一批电报，手指轻轻摩挲桌边，心跳有些乱。她知道，那个一直往前推着他们的时代，终于彻底撕破了遮羞布，不再伪装和平。

他们五人，在这个夏天，分别走上了不同的路。

沈时砚走得最快。

那天深夜，他敲开了陈宅的门。

“我要走了。”他说，神情平静，“这次是真的走，抱歉，这次不能听你的。”

“去哪？”蔚青说，她突然发现有些害怕。

“延安。”他说，“他们那边需要人做技术支持，电机、密码破译，还有工厂搭建——我都能做一点。”

“那里…很危险。”她说。

“是啊。”他低头一笑，“但总得有人去，不是吗？”

她没有劝，也没有挽留，只是顿了一下：“你一个人去？”

“有人来找我。”他抬头看她，“我很早以前就想去做点真正的事。你还记得吗？当年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围在我身边，夸我年轻有为，但其实那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做成了什么。”

她怔了片刻，点了点头。

他转身离开的时候，她忽然叫住他：“时砚。”

“嗯？”

“我们会在见的，就在纱厂的锅炉房。”她说得平静，“我有预感，就跟之前一样，就跟你从北平回来那天一样。”

他笑了笑，仿佛那是理所当然。

罗炽南是第二个做出决定的，他从来没想过要走。

那天是纱厂月末结账的日子，陈蔚青从账房出来时，在楼梯转角看见他坐在楼下的石阶上，抽烟。他身上的工装沾着一点粉灰，袖口挽到肘，一如往常。

“我听说了。”她走过去，站在他旁边，“他们在查你。”

“查我？”他笑了一声，烟雾在鼻息间晃了一晃，“他们查的人多了去了。”

她没笑，沉默了一会：“你想好了？这可不是一般的危险。”

“嗯。”他点头，像是在说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我留下。”

“我不是说你留下，我是说你组织大家干的那件事……”她环顾四周，还是没敢说出“地下抗日组织”这个名词。

“那是我该干的事。”他掐灭烟头，抬头望向天色，“这几年我跟工人们一起念书、印传单、教他们识字……但你也看到了，有时候光是知道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