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她再年长几岁，以十二三岁之龄入宫倒也不失为良策，可以提前在宫里做些规划。但是她现在宫外的事都还没忙完，连个自己的班底都没，手头还没钱，这么进去了那才是两眼一抹黑。

还好因为年纪太小被拒绝了，吴悦暗自庆幸。

在隔壁没人坐的包间玩了一会儿，吴父就和曹叔联袂而出。令人诧异的是，她爹面上并没有沮丧之色，曹叔见到她更是笑意吟吟，显然二人已达成新的共识。

危机意识如芒刺在背，吴悦深知必须加快筹谋她要做的事情了。在宗法森严的古代社会，女性婚姻完全由父母包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是不可违背的伦理准则。拒绝嫁人的女性往往面临家族压迫、社会排斥，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公认的开明的唐代，《唐律疏议》就明确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悔婚即违法。她虽年仅五岁，然而宋代女子十三四岁就开始议亲者比比皆是，及笄前定亲已成惯例。她的婚姻不是属于自己的，只会是一场交易，若想在这场交易中争取话语权，唯有以实实在在的利益为筹码。

吴悦乖巧地攥着吴父的衣袖，跟小鸡仔一样与那曹叔拜别，父女三人这才回到家中。

而家中前厅，一个身着青布襦裙的妇人和一个与青枣年龄相当的女童正陪着刘耘娘和吴王氏说话。两人一看到吴父回来了，慌忙起身行大礼。

吴军端坐在正堂主位，坦然受了她们的跪拜，才抬手示意她们就坐，随即便将安排事宜简明扼要地告知。

妇人本姓杨，她的父亲也是个大酒楼的庖厨，虽早逝却也教了女儿一些家常厨艺。平日街坊要是有什么红白喜事，也会喊她去厨房帮忙，据说手艺不错。

"我家食店专营新奇菜式，所用猪脂、豚肉与鲜乳都是寻常易得之物。" 吴父侃侃而谈，"不比樊楼那些水陆珍馐，需千里贩运，难以购买。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后厨更需要可靠的人，外头牙行雇的人，难保不生异心。"

因此，即日起，她们母女需要每日来吴家后厨学艺，将来她们也要守着食店的灶头，不能让外人窃取到了秘方。

杨氏带着自己的女儿伏地叩谢。

她丈夫死在战场上，虽然获得了抚恤，但是家中没有男子支撑，襁褓中的小女儿尚且需照看，必须要有个劳动力专门看着。还总是有一些地痞流氓上门勒索，可怜那点抚恤银早被抢掠一空。日子苦的，每天睡前杨氏都心想着不如睡死过去，一死了之，但是天一亮又得挣扎着去浆洗缝补，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婆婆和两个孩子饿死。还好大女儿大丫虽然才9岁，却很懂事，每日跟着其他大点的男娃一起去城外拾取柴火卖钱，偶尔还能在城门前捡到柴车散落的枝桠弥补家用。

但是如果有了这一份稳定营生，她们就不用再也不用担心凌冽的冬季，不至于被冻毙屋中。

望着杨氏母女踉跄离去的背影，吴悦也看得心中一紧。粗布衣衫空荡荡地挂在这母女俩嶙峋的骨架上，两人的胳膊都细若枯枝。那小女孩也形如雏燕，个头和五岁的她同高，腰间紧缠数匝的布绳竟快与脖颈同宽，磨穿后跟的草鞋勉强用茅草绑着，每一步都似要跌倒。

她眼眶微酸，暗自打定主意，决定还是多展露一些才能出来。她需要更多银钱，能够培养出一套自己的班子，因此食店从筹备时就需要制度化管理，避免一些可以规避的坑，这样才更有利于生成可以一直下金蛋的老母鸡。

再过几天就到她六岁生辰了，曹魏有曹冲五龄称象，唐时有区寄十一岁手刃强寇，她自然也不甘人后。

她略作思忖，便向仍坐在厅中的吴父和刘耘娘说道：

“可让大丫学炼猪油，让她娘杨氏专攻红烧肉制作，再请人来家里传授酸奶做法。这三人专门在咱家后厨制作核心食材，做好后送往食店。其余人可安排到店里工作，有专人负责烤火烧，有人侍奉堂食，再设一名厨子按客人需求调制不同口味的肉夹馍，另派一人拼配各式酸奶。此外，还需雇采购人员，专门负责原料采买。” 她侃侃而谈。

“通过分工，每个环节只接触部分流程，从而降低秘方泄露风险。比如，采购人员只负责买原料，不知具体配方；制作人员在家处理炼制猪油、腌制五花肉等关键步骤，却不了解最终调味；店内人员负责最后调味，却不清楚原料的具体制作过程。如此可避免单个人掌握全部秘方，不过仍需用契约约束。”

后世的预制菜其实就是这个逻辑，吴悦心道。客人点菜后只需要加热预制品。店里的厨师只需要简单佐味和提供一些凉菜和主食。

“这样的分工也可以提升效率，训练熟练工以节省时间，因为每个环节的人都只专注于自己的任务。杨氏可以批量炒制红烧肉，大丫可以专注熬制猪油。而驻店的人员则可以快速响应食客需求。负责采购的人通晓市价，寻找不缺斤少两，且足够新鲜的肉铺蔬果。”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样的分工来实现清晰的账目管理，通过分开记录各部分的支出和收入，更清晰地了解成本和利润。例如将采购的开支单独记录，制作的开支比如木材燃料和原料损耗单独记录。店铺的日常运营开支，就是员工工资和每日营业额，以及损耗也单独记录。这样“三账分立”，就可以更精确地计算各部分成本。这样，当我们发现猪肉采购价过高，就可更换一个肉铺去买，发现器物耗损也可以及时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