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常用烟点更高的植物油炸糍粑，不过在湖南、江西等地，仍保留着用猪油炸的传统。

炸好的糍粑外脆内软，淋上糖酱、撒满黄豆粉，便是她前世在湘菜馆、火锅店必点的小吃。若将软糯的糍粑块铺在红豆沙、绿豆沙或鲜奶上，再配上水果、坚果碎与糖浆，更是色彩缤纷、口感丰富，既美观又饱腹感极强。

她打算先在东京城推广糍粑，让普通百姓熟悉其食用方式，再逐步辐射到京城十万禁军，减少士兵对新食物的抵触，为日后将糍粑纳入军粮体系打下基础。这与她推广酸奶、黄油制品的思路如出一辙 —— 不能直接强调营养价值或否定传统中原饮食观念，而需从 “美味可口、造型精美，符合东京城作为都城的饮食风尚” 入手。

纵观历史，中国的技术停滞并非源于智力缺陷，而是文化心态制约所致，也就是中原文明长期存在的“自我崇高”倾向。中国虽最早发明火药，但长期将其用于节庆烟火与低效火器，士大夫阶层普遍视火器为“奇技淫巧”，以“祖宗之法不可变”为由的抵制，导致军事革新滞后。

水力鼓风（水排）、水力纺车（水转大纺车）在宋代已成熟，但主要用于农业与手工业，始终停留于小规模应用，未能像荷兰那样发展出风车群与排水造陆系统。但是早在元代《南村辍耕录》中，就记载民间工匠曾尝试以水力驱动风箱助燃，类似早期蒸汽机原理，但因缺乏理论支持与官方资助，未能突破实验阶段。

中原士大夫素将游牧民族的乳酪、奶茶视作 “腥膻之物”。《齐民要术》虽记载制酪之法，却仅限于宫廷对异域美食的猎奇。上行下效之下，普通汉人亦抵触这些 “蛮夷之物”，致使乳制品加工技术长期被边缘化。反观元军骑兵，凭乳酪与奶粉得以横行欧亚，而中原地区仍以粟米为主，这种自汉代起便是主要军粮的作物，千年来竟未获实质性革新。

广西、贵州等地的糯米糍粑，被中原士人斥为 “蛮夷粗食”。南宋刊行的《岭外代答》便称其 “黏腻不堪登大雅之堂”。反观江南稻米文化，经江浙士大夫的推崇，成功跻身 “雅食” 之列。西南糍粑因缺乏文化话语权，朝中又无出身于该地区的士大夫为之背书，始终被主流饮食文化排斥在外。

因此，她面临的最大难题，并非凭空创造新物，这些东西在当世早有雏形，而是如何打破中原农耕文明根深蒂固的文化傲慢。

以糍粑作行军粮并非她的异想天开。她爹若想在供备库副使任上更进一步，需拿出实实在在的业绩，而她早已在琢磨，如何让糍粑成为几年后狄青征讨侬智高时的合用军粮。

作为高碳水化合物食品，糯米糍粑消化后能迅速转化为葡萄糖，其支链淀粉结构更易分解，可快速补充体力，尤其适合大战前或高强度急行军时的能量供给。

早在明代，贵州土司军队便将糍粑与炒米、盐巴混合压制，加入少量茶油以延长保质期、提升口感与热量密度，制成便于携带的 “行军粮”。太平军行军时亦携带 “火烤糍粑”，将糍粑切片后炭火烤至外焦内软，既方便短期储存，又可在途中即食。

反观当下主流的行军粮，晒干的熟粟米，虽富含 B 族维生素与铁元素，能缓解长途行军引发的贫血，且耐储存，但升糖慢、消化慢，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的即时能量需求，更适合作为长期行军或围困等恶劣条件下的应急粮。长期单一食用，还易导致夜盲症高发。

后世 “小米加步枪” 的选择，正是由于当时国民党奉行 “经济绞杀” 政策，迫使我方被困在山区根据地，陷入 “困死饿死” 的绝境，才不得不因陋就简。

反观金军乃至后来的元军，其 “乳酪 + 奶粉 + 风干肉” 的轻便高热量补给模式，完美适配运动战。打赢即撤、抢完即走，无需生火埋锅，马背上就能边跑边进食，机动性极强，令宋军难以追击。而宋军过度依赖静态防御与绵长的后勤补给线，既无法解决机动部队的粮草即时供应问题，又因辎重拖累导致行动迟缓：发现敌军踪迹时，粮草难以及时跟进；若携带大批粮草，则因行军速度过慢屡屡错失战机。这一后勤困境，在明朝对抗蒙古、女真时也反复上演。

这就像出门旅游，长辈非要你带上电饭煲里的米饭、保温盒中的青椒炒肉、一袋子现煮茶叶蛋，还有洗净的西红柿和黄瓜。

结果还没到目的地，就被催着吃掉仨鸡蛋、俩西红柿、两根黄瓜，长辈还嫌保温盒占地方：“这些东西怎么这么沉？” 最后只能你负重前行，拖着行李寸步难行，游玩兴致全消。所以聪明的做法是，下次只带两包饼干、即冲奶茶和一袋猪肉脯。轻便易携，既能减负重，又能保障能量供给。

因此，她计划改良糍粑：将糯米混合大米制成糍粑，再与炒豆、盐、糖混合压制。冬季低温环境下，干燥的糍粑不易变质，寒冷能抑制虫蛀霉变，只需配备火源加热即可食用。若再搭配无需加热的奶粉与奶酪，便可同时满足常规行军与快速机动部队的补给需求。

低温环境里，多么适合北伐啊！光是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

放心吧，我迷人的岳将军，我会为你提前准备好高热量、便携且食用方便的行军粮，保证你未来能直捣黄龙。